解决看病贵问题，是我国正在进行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一大主要任务。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是本次医改的一项重大措施，这一措施看似在解决看病贵问题，实际并非如此。为保证医院的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医院因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造成的收入减少将通过提高挂号费、医疗服务费和增设诊察费、药事服务费以及财政的适度补贴等途径来进行弥补。药品零差率销售的重大意义在于消除以药补医甚至以药养医导致的大处方等现象，但以提高医疗服务费等方式来弥补医院因药品零差率销售造成的医院减收，实际上是将以药补医或以药养医变成了以技补医或以技养医，不解决好医疗费用的报销问题，看病贵的问题仍然存在。

为在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后，既能切实减轻患者医疗费用负担，又能继续保证医院的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在国家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中，出现了要求药品配送企业返利弥补医院的“芜湖模式”和完全由财政托底弥补医院的“鞍山模式”。

所谓“芜湖模式”，即要求药品配送企业返利20%给政府（药管中心），用于弥补医院因药品零差率销售减少的合理收入。这一模式的积极意义在于进一步挤压了虚高的药价，但其弊端不仅在于被诟病为变“以药养医生”为“以药养医院”，而且，这一模式若普遍推开，由于失去了在个别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返利会给药品配送企业带来的广告效应，药品配送企业不是会联手拒绝返利，就是会联手将返利计入配送成本，水涨船高，抬高配送药品价格，使药品价格更加虚高，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的结果，是将更加虚高的药价负担转嫁给了患者。因此，以药品配送企业返利弥补医院的“芜湖模式”对解决看病贵并无普遍推广的意义和价值。

所谓“鞍山模式”，即医院因药品零差率销售而减少的收入完全由财政弥补。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显然，要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完全由财政托底的“鞍山模式”也是不切实际的。

其实，要有效解决看病贵问题，首先，应该科学定义“看病贵”。关于“看病贵”，在我国目前医改中通行的概念，是指个人承担医疗费用比例过高。这一概念中“贵”的参照系不是患者个人或家庭的收入，而是不考虑个人和家庭经济状况差异的统一尺度的医保报销比例。显然，对不同经济状况的个人和家庭来说，同样的报销比例，其承受的经济压力的差别会是极其巨大的，对于一个富裕家庭来说无足轻重的一笔医疗费用，对一个贫困家庭来说，就可能是一辈子的负债累累甚至倾家荡产和家破人亡。从这一深层次的角度看，解决看病贵，首先应该是解决那些看不起病的人的医疗费用问题，而不是首先不分家庭经济状况统一提高报销比例。十八大以前，我国的医保原则是“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十八大将这三项原则充实、上升为“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十二字方针。在“全覆盖”和“保基本”的基础上和“可持续”的前提下的“多层次”医保方针，为解决看病贵难题提供了一把金钥匙。这里对“多层次”的解读，应该包括根据家庭经济状况对医保对象进行分级，对不同级别的医保对象实行不同的报销门槛、报销项目和报销比例，比如，对享受低保政策的人群，对其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药品和诊疗项目实行全额报销，同时，通过大病医疗补充保险，使有限的医保资金真正让人人都能看得起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