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夏，我在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1956年，由复旦大学研究生部主任、解剖学教授卢于道先生和生物系教授秦素美先生介绍；1957年1月上海市九三学社正式批准了我的入社申请。九三学社是一个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民主党派，而我当时只是一个刚刚参加工作两年多的助教。卢先生当时告诉我说，这是破例特批的，当时还不到25岁的我成为了上海市九三学社最年青的社员。

复旦大学校领导很重视民主党派的活动，九三学社每周都有组织生活，让我更深入地了解知道九三的宗旨和历史。（卢于道先生是九三学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是中国著名的解剖学家、中国解剖学的先驱之一，开拓了中国近现代神经解剖学领域。）

参加组织活动的同时也认识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专家，他们的家国情怀；有关教育和科研的思想和成就，给了我不少启迪和指导。物理系的卢鹤绂先生（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留学美国的核动力物理学家，年幼时曾在济南市扶轮中学读书，每次和他交谈都受益良多，特别是讲到济南（我出生在济南）的话题，都非常亲切。知名人类学家、生物系教授刘咸先生，曾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知识渊博，他指导我如何做研究写学术论文，并将我翻译的外国论文摘要，推荐给“动物学杂志”发表；著名物理学家王恒守的夫人、生物学教授秦素美先生，她指导我编著教育部颁教学大纲所用的教学图谱（高教出版社出版），并与之合作科研，论文发表在“动物学报”上。

在复旦任教期间（1954年8月至1970年9月），从助教到讲师，除建设实验室，并先后担任过组织学、胚胎学、基础动物学课程的教学工作，兼任过水产学院“鱼类胚胎学”的教学。在著名遗传学家刘祖洞先生的建议下，我独自完成了应用锇酸技术成功地做出了“北京鸭肌纤维（细胞）间脂肪细胞的分布微观影像”，并且可以在显微镜下测量其的数量，这一成果虽因故未能正式发表，但仍为复旦首例。（锇酸技术当时很少人涉及、也是很少人应用的）

我的先生任镇章（九三社员），复旦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因国家勘探石油需要，调离复旦去了地质部在上海的一个单位。文革期间，他们单位内迁，因两个孩子年幼，我申请和他一起去内地。内迁安徽合肥后，我和他同在一个单位。我主要从事地质化学等情报资料工作，恪尽职责地遵守情报4级保密规定，绝密级资料上交组织保存到保险箱内，无一泄密。

粉碎“四人帮“后，我申请教师归队，又回到了教学岗位（安徽中医学院），并在几乎一片空白的困难情况下，组建教研室，开展教学工作。在文革后的第一次职称评定时，根据我的教学和科研成果，于1978年被评定为副教授。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接见了我们第一批获评高级职称的大学教师，我和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赵贵文先生（解放前曾留学日本）是其中仅有的两位女性，她也是九三社员。

当时，我所在的院校（现安徽中医药大学）没有九三学社的基层组织，我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介绍九三宗旨、联系发展对象、筹备建立支社的工作，在院党委和统战部的支持帮助下，经过九三上级组织的批准，按组织程序和要求于1985年2月成立了学院的九三支社。 当时的成员都是具有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和医生，他们选我做了支社首任主委，我们坚持每周一次的组织生活。

1986年我到安徽省教育学院（现合肥师范学院）筹建生物系，并于1987年4月成立了该学院的九三支社，我当选为首任主任委员。对于一个九三学社社员来说，在基层建立健全组织是应该担当的义务和责任。

我自教师归队后，不但创立了两个新的学社基层组织。在教学工作中也先后筹建了医学生物学和组织胚胎学两个教研室，带研究生开出“细胞生物学“课程。同时应邀在中国科技大学和安徽大学生物系兼任胚胎学课教师。工作虽然紧张忙碌，但想到科学、教育对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意义，能为培养人才尽绵薄之力，心中充满欣慰。

在教学的同时，亦注重科研工作，自己的许多设想得到了同行的关注和支持，是我们能成为科研团队的重要保证，因为科研项目涉及国家多种珍稀动物，曾获得其它单位大力协助，在无经费、无设备的情况下，我和其它院校的教师合作，大多在周末、假日进行技术工作，互相取长补短，并经常讨论、质疑问题，所做的工作细致、缜密、甚至有危险（野外采样）。但数据详实，经得住验证。所做的论文全部被不同的学术期刊杂志采用发表。有的论文被选入B.A.(Biological Abstract)。中国动物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的郑作新院士（九三社员）曾在他有关中国鹤类研究文章中称我的课题“已在开闯新的研究途径”。能为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添砖加瓦，填补空白，是我一直追求的有价值的人生。

有一段时间，我和先生任镇章与军队医院（105医院）医生合作，首次做了“人血清中微量元素的检测” ，“三十六种中药中的微量元素”的研究（均发表在内部期刊上）。为中药成分的科学定量研究做了抛砖引玉的工作。

长期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中，讲课、带学生实习、采集样品，需要到处奔波和长期的实验室操作，在许多胚胎发育中日夜形成的初始阶段，需连续观察取材，日夜不能停顿。结果个人健康出了问题，高血压、椎间盘突出。虽然当时我仍坚持工作，没有影响我不断进取努力工作的进程，但至今我每日仍需服药维持。曾因心率失常，三次住院，我每次都坚持住在普通病房。（1986年被评为教授后，享有干部保健证、可住干部病房的待遇）

改革开放后，我曾当选为安徽省妇女大会代表；市、区人大代表；九三学社安徽省委委员；省大学职称评审委员会成员；学院优秀教师；为中国科学院“动物学报”评审论文；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大学的研究生论文答辩评委。我的学术论文曾获评一等奖。由于科研成果丰硕，曾多次出席有关专业的全国学术会议和国际学术会议，报告的论文皆为前人未曾涉及的内容。2010年曾获得美国加州众议员伍国庆（Mike Ng）颁发的华人生物“科学研究终身成就奖”。

退休后，虽然离开了我一直热爱的教学、科研岗位。但仍关注九三学社的动态和大学教育、科研等议题，每日在阅读中学习新知识。大儿子给我买的平板电脑，为我打开了一扇开拓视野的窗。

从1957年1月加入九三学社至今已64年，漫长的岁月中我始终以九三社员为自豪。爱国、敬业、一辈子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今年疫情期间我为所住的养老院职工提供了每人“一日一蛋”的营养补充。“耄耋未敢忘忧国，垂暮更念同胞情”。

现在想想，当时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实在是难于兼顾，工作时因忙于教学和科研工作，欠缺对家庭的关照。当时的教师工资不高，上有老下有小，生活清贫。就是兼课和任评委也无额外报酬，改革开放后的兼课报酬全部上缴学校。每次外出采集样品、讲学、开会，家人都给予支持，让我在工作中取得一些成绩。这份情永远铭记在心。先生晚年生病后，我陪他在护理院度过了五年八个月的日子，直到他去世。两个儿子在清贫的家境下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仍一如既往的关照父母、兄弟友爱。没有辜负父母对他们的期望

来日无多，但我很欣慰，自己没有虚度人生，遗嘱西归后捐献眼角膜给需要的患者。(作者：九三学社合肥师范学院支社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