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陪同邓稼先出差，发觉每到一个地方，邓稼先的最大爱好就是逛书店，特别喜欢逛外文书店。无论是到北京，还是到上海，到乌鲁木齐，只要有机会他都会钻进当地的外文书店。仔细翻阅英文版的最新报刊书籍，还到北京和上海的图书馆读外文报纸。有工作需要的外文书刊，他就会招呼我：“小张，带钱没有？把这本书买回去。”有一次在成都开会，休会以后让我送他到位于人民南路的新华书店。他叫我在车里等，他钻进这家四川最大的外文书店，连续看书5个小时。直到天黑了，书店关门，才把他客客气气送出来。上了车他就问我：“小张，几点了？咱们还没吃午饭吧？”

▲邓稼先使用过的飞鱼牌手摇计算机。

       当时中国还没有搞改革开放，国外敌对势力对我们搞技术封锁。为了打破“核垄断”，以邓稼先为代表的“两弹元勋”，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从事科学研究，千方百计收集最新科技资料。能够直接阅读国外的最新版本，自然是邓稼先最大的乐事。为此他还专门让警卫员去买台录像机，用来播放英文版、德文版的科技录像资料，边看边作记录。就是进卫生间，他都要抓一叠报纸，坐在马桶上看，一坐就是几十分钟。凡是到手的外文报刊资料，他都要在最短时间内看完，否则坐卧不安。他常对我说：“小张呀，咱们不能被核大国甩远了。落后就要挨打的！”

　　邓稼先的生活非常简朴，但是有一大爱好，就是喜欢品尝各地的名特小吃，尤其钟爱成都的名小吃，从基地出来经过梓潼县城，他要去“搞两碗片粉吃”。返回基地，他又要我去买梓潼酥饼。他到成都办事处出差最多，也对成都的小吃特别熟悉，哪家店铺在哪条街上他都记得。我跟着他转街，刚刚吃了“龙抄手”，转到赖汤圆店，他又要“整一碗赖汤圆”，也不管是不是吃饭时间，肚子是饱还是饿。有一次在成都文化宫附近吃了“夫妻肺片”，转到骡马市，看见“陈麻婆豆腐”，他又带我吃“麻婆豆腐”。一盘不够喊两盘，辣得直流汗，他还像四川人一样喊：“安逸！”

       看戏看电影是邓稼先的又一大爱好。基地放映电影，就像是过节一样热闹。不但职工和家属早早在操场摆上椅子，连娃娃们也都不上夜自习，赶来凑热闹。只要不是特别忙，单身汉的邓稼先都要搭张藤椅来看电影。到绵阳、成都出差，他也要挤时间看一场电影。如果到北京和上海出差，他就要去看京剧，而且自己排队买票。有时候还花高价去钓票，与“黄牛党”讨价还价。心情好的时候，邓稼先会拉开嗓门吊几句京剧唱词。

　　在他的带动下，科学城职工文娱活动一直很活跃，有北方民间文艺表演如划旱船、踩高跷、走莲灯、舞狮子等节目，他还多次参加过绵阳市迎春表演。科学城京剧票友队，至今仍是绵阳市京剧表演水平最高的队伍。每次看戏，邓稼先都要说：“小张，跟我看戏去。”我说：“我看不懂。首长您去吧！”邓稼先说：“京剧是我们的国粹哟，你一定要看。”在邓稼先影响下，我也开始喜欢上京剧，还能哼上几句京腔。

       邓稼先满脑子装的是科技，对生活也充满热情。他唯独不感兴趣的是钱，尤其是不管财务，不擅理财。出差时说走就走，也不管身上带没带钱。因此我和警卫员都要预先替他带上，以备急用。出差后他也从来不去报销差旅费。司机或警卫员报了账给他钱，他总是说：“你们替我拿着。下回出差我请客。遇上该买的书替我买回来。”在我给邓稼先当司机的9年里，从来没看见邓稼先争过工资奖金待遇，也从来没看见邓稼先领过毛巾、手套、雨衣、肥皂等劳保用品。

　   1982年下半年，邓稼先当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主持院里的全面工作。当时有职工因没涨工资有意见，要到院长办公室反映情况。邓稼先对我说：“不见不见。小张你把他们拦住。”我说：“你是院长啊，人家不找你找谁？”邓稼先急得连连摆手：“找我也没用。我也不懂那些调资方案。让他们找主管领导。”

　　有一次我跟着邓稼先到北京出差。由于邓稼先买了太多的外文科技资料，把带的差旅费花得差不多了，买回去的卧铺火车票都不够了。邓稼先说：“咱们去找外援去。”邓稼先所说的“外援”，就是他的岳父、我国学术界的泰斗、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到了许老面前，邓稼先又像小孩一样红着脸，吭哧吭哧半天不说话。许老哈哈一笑：“是不是出差忘了带钱？”我急忙点头：“我们来京走得急，忘了带钱。”许老让工作人员拿出500元钱，并再三挽留我们吃饭。但是邓稼先却说任务紧急，要尽快赶回基地，拉上我就奔北京火车站。

      1982年秋天，我跟随邓稼先到马兰基地出差，然后从马兰坐汽车到乌鲁木齐，准备坐飞机到成都。在路上，邓稼先一再催促我开快点，要求把车速提到每小时100公里。我觉得奇怪，问：“首长，车开这么快不安全。慢一点也能赶上航班的。您有什么急事要办吗？”

　　邓稼先说：“我们跑快点，挤点时间去天山的天池看看。”我说：“我们去不得天池哟。”邓稼先问：“别人去玩得，我们怎么就去不得？”我说：“只要警卫员同意你去，我就开。”邓稼先问同车而行的王警卫员：“小王，我可不可以去天池？”王警卫员说：“首长，您是我们国家的宝贝。上级领导有规定，您的行程不能随意改变。天池的游人很多，我们要对您的安全负责。所以我不同意您去天池。请您谅解！”

　　邓稼先听了，气鼓鼓地把嘴一努，像个赌气的孩子一样：“不去算了，不去算了。”我把车速降下来，把毛毯递给邓稼先说：“首长，请把毛毯盖上。这次去不了，下次去吧！”

　　我国的核工业完全是在没有外援的秘密状态下进行建设的。于敏、王淦昌、邓稼先、郭永怀、朱光亚等“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既是杰出的研究专家，又是核能物理实践者。他们常年奔波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在大西南大西北人迹罕至的实验基地，他们洒下了辛勤的汗水，用自己的无私奉献，托起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脊梁。但是又有谁知道，像邓稼先这样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家，竟连顺道看看天池风光的闲情也不能满足。4年之后，邓稼先因患直肠癌英年早逝，再也没有机会去天池了。谈起这件事，我至今心有内疚，流着泪说：“邓院长啊，我对不住您啊！您想看看天池的愿望我都没满足您。”

▲邓稼先（左）进入试验现场

       有一次，某研究所设备发生故障，如果不及时处理，将发生核泄漏的严重事故。我开着车，把邓稼先从总部火速送到研究所大门。邓稼先跳下车就朝试验车间冲去，完全是奋不顾身。吓得警卫员抱住他的腰，喊道：“邓院长，里面有核辐射。不能随便进去。”邓稼先真的是急了，连喊：“放开，让我进去。出了核事故，怎么向党向国家交代啊！”小游也急了，也是急中生智，说：“邓院长，安全操作规范是您亲自制定的，不穿防护服，不采取隔离措施，任何人不得靠近核原料。这也是你下的命令。你怎么能带头违反呢？”这一招还真灵。邓稼先停下脚步，冷静下来，立即指挥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迅速排除了设备故障，防止了一起核泄漏事故，保证了基地的安全运行。但是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邓稼先胸怀似火，在党和人民利益面前，往往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

       长期的过度操劳，严重损害了邓稼先的健康。1983年秋天，正在北京开会的邓稼先突然便血，肚腹绞痛，昏迷在会场上。中央和军委领导高度重视邓稼先的病情，指示要全力救治。经解放军301医院检查，确诊邓稼先患的是直肠癌，而且到了晚期，癌细胞已经开始转移。尽管医护人员精心治疗，邓稼先也以顽强的意志与病魔斗争，有时候要连打2针杜冷丁才能止痛，但是，万恶的死神仍然不肯放过这位杰出的“两弹之父”。住院治疗10个多月后，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终因病情恶化离开了我们。

　　邓稼先这次到北京开会，是我开车送到成都双流机场上飞机的。邓院长一去再也没有回来，给我留下了永远的思念和永远的痛。至今我还觉得，邓院长还在身边，在他车内不声不响地读英文杂志，就在邓院长去世不久，听到噩耗的我悲痛欲绝，神思恍惚，竟然出了一次车祸，头部受了重伤。也怪！我给邓院长开车9年，少说也跑了十万八千里，大小事儿都不出，很得邓院长信任。他一走，我这开车技术就不行了。

▲邓稼先珍贵手稿

       邓院长是个平凡而亲切的领导，从来不关心自己的衣食住行和工资奖金，但对身边工作人员却事无巨细，样样关照。谈对象结婚，爱人有没有工作，孩子读书就业，房子分配。他都要事事询问。有次在轿车内，邓稼先与“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陈能宽要用英语交谈，怕引起我的误会，特意提醒：“小张，我们要用英语交流，你不要介意啊！”我听着几位专家的英语对话，手里紧紧握着方向盘，而眼泪却早已流了下来：敬爱的邓院长，您宽广博大的胸怀，对人多么细致啊！

（口述人张仁曾任邓稼先司机  整理者陈和平系媒体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