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初，金菊飘香，丹枫如火。一个天高日丽的早晨，郭沫若来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专程看望严济慈。两位科学泰斗，望着蔚蓝的天空，满怀着对于新中国未来的憧憬，畅谈新中国发展科学事业前景，兴致勃勃，谈兴如同杯中的浓茶。

郭沫若是专门过来邀请严济慈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组织领导工作的。

当郭沫若表明意图后，严济慈很犹豫，他对郭沫若说：“一个科学家一旦离开实验室，他的科学生命也就从此结束了。因此我希望您另觅人选，我也不擅长这方面的工作……”

郭沫若回答：“你的话是对的。要说不擅长此道，我又哪里是当这个科学院院长的角色呢？不过，倘我们的工作而能使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实验室，那么我们的工作还是值得的，甚至不亚于我们对科学的贡献，这，岂不是更大的好事？”

与郭沫若先生的这一次畅谈，成为严济慈科研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49年11月，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49岁的严济慈出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兼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从此开始长期从事科研组织工作。

1958年，中国科学院决定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严济慈不但是筹备委员会的9名成员之一，还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在学校创办后，严济慈亲执教鞭、重登讲台，这时距离他第一次在南京、上海执教已经31年了。他在中国科大讲授普通物理、电动力学课程，每周3次，一次2小时，一讲就是6年。严济慈曾在学校大礼堂同时为8个系的700多名学生上课，盛况空前。

然而就是这么厉害的严先生，在中国科技大学上课，开始，却有一部分学生不满，要求换老师。

事情是这样：有少数学生向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主任的施汝为先生反映，说严济慈的课听不懂。施汝为先生耐心听取学生意见，开始不置可否。等到反映得多了，施先生把有意见的学生们召集起来，说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你们老老实实认真去听，一个月以后，如果还这样认为，我们就换掉严先生。

学生们将信将疑。结果一个月后再去问，那些原来反映“听不懂”的学生异口同声地说：严先生讲得好啊，那笔记不用修改就是论文！

施先生大笑。

后来，施先生说：这些学生反映严先生讲得不好，无非有两条原因：第一，严先生的口音比较重，有些学生听不懂他的话，这非要慢慢适应不可；第二，严先生讲课不按教材，常常是从中间开讲，或者从末尾开讲，总之是不按牌理出牌。然而，他的特点是知识特别渊博，无论从哪里开始讲，都能渐入佳境，越讲越有意思。严先生家的甘蔗，从哪头吃都是越吃越甜。所以我认为，只要肯认真听一段时间课，学生们对严先生的意见就会大为改观。

那么，施先生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其实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施汝为当年在西南联大听过严先生讲课时，也有过同样从不满到钦佩的亲身经历。

当时，有个叫杨振宁的学生，带头和他们一起找学校提意见，也是要换老师，结果半个月以后，他们便被严先生的课折服了，再也不好意思提此事。施汝为先生给学生们讲的，无非是自己的经验之谈而已。

课听进去了，就会感受到严先生课讲得很好， 有一位叫段子毅的学生，当年受严济慈亲炙，后来回忆说：“先生在花甲之年，讲课神采飞扬，声洪嗓大，板书苍劲工整赏心悦目，坐在后排一样听得清，看得明……同学们都说，听严先生的课比上馆子还舒服。”

严济慈爱人才，发现有创造力的学生，就会叫到办公室谈话，并亲切称之为“同志”。[18]关于大学生的培养、教育，严济慈是这样说的：“现在的大学生，素质都好，肯努力，男的想当爱因斯坦，女的想当居里夫人，都想为国家争光，为四化多做贡献，当老师的应该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成长。如果一个青年考进大学以后，由于教学的原因，两三年过去了，雄心壮志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从蓬勃向上到萎缩不前，那我们当老师的就是在误人子弟，对不起年青人，对不起国家，这是我们当教师、办学校的人应当十分警惕的。”

严先生勉励学生们说：“作为科技工作者，必须专心致志，刻苦钻研，甚至要有所牺牲。”他常引用法国小说家莫泊桑的话：“一个人以学术许身，便再没有权力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法。”

1961年，严济慈与华罗庚一起出任科大副校长，严济慈负责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以及4个系和3个教研室、处；同年，严济慈出任科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主持校务工作。

严济慈非常重视基础教学和通识教育，认为只有具有坚实的科学知识基础和深厚的人文情怀，才能在研究工作中更好地发挥创造性。严济慈重视保护学生个性、培养创新能力，认为培养“能够提出问题”和“善于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拼搏精神，是科学创新的关键。关于创新，严济慈是这样总结的：“所谓创新，就是你最先解决了某个未知领域或事物中的难题，研究的结果应该是前人从未有过，而又能被别人重复的，得到的看法应该是从来没有人提出来，而又能逐渐被别人接受的“。[4]当有年轻科研工作者同严济慈探讨关于科研和选题的方向时，先生是这样说的：“要做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具备两条，第一是能够提出问题，找到一个适合的研究题目，这个题目应该是经过努力短期内能够解决，而不是那种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努力都没有希望解决的；第二是有善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克服困难的能力”。

严济慈倡导教学与科研并重，主张优秀的大学必须教学与科研并重，优秀的教师必须从事科研工作。先生重视在研究和教学中培养人才、提携人才、爱护人才，重视青年人才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严济慈提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和科技队伍的建设，基础在教育，作为科学研究机构来说，不仅要出成果， 也要出人材。”

截至1966年，中国科大为国家培养了4710名毕业生，85%分配在科研部门和高等院校工作，绝大部分成为业务和领导骨干。在前三届毕业生中，后来当选为“两院”院士者就有29人，在全国高校同期毕业生中名列第一。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身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严济慈曾被那些懵懂无知的红卫兵冲击、训斥，教学和科研也一度被迫中断。文革”十年，严济慈基本上待在家里，在凄风苦雨、前途未卜的日子里，他心中想着高尔基海燕里所说：它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在经历了痛失师友、亲人之难的苦难中，他坚信一切荒唐都会过去，一切光明终将到来。于是，他没有叫时间荒废，在艰苦的环境中，编写了一本高等教育参考书《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

1969年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被战备疏散到安徽安庆后，辗转到合肥，仪器设备损失2/3，教师流失1/2以上。“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随即结束，国家拨乱反正。1977年8月，郭沫若、严济慈共同主持了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中国科技大学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全面建设中国科技大学。具体措施包括选派200名教师去欧美作访问学者；创办少年班与研究生院等，这是我国教育史是有勇气和远见的重大举措。

此后，严济慈积极投入到中国科技大学的第二次创业之中。

1978年2月17日，学校恢复列为重点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科大在教育和科研等方面，全面实施了“第一次中国科技大学工作会议“提出的改革举措，主要有：

1. 面向世界，开放办学。中国科大在全国大学中率先实行对外开放，先后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所大学、科研机构签订了合作交流协议。平均每年有近300位外籍专家、学者来校讲学或进行合作研究，先后选派教师近万人次赴30多个国家与地区访问学习或进行合作研究。聘请上百位名誉教授和客座教授，举办了多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

2. 首创少年班。1978年3月，经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批准，中国科大经过考试选拔智力超常的少年进校学习，探索在少年中成功培养合格大学生的经验。首期少年班21人，平均年龄14岁，年龄最小的学生仅11岁。1985年9月，为把少年班经验向普通本科教育推广，中国科大仿照少年班办学模式，开办了“教学改革试点班”（“零零班”）。少年班与零零班统一管理，共同培养，学生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3. 创办全国第一个研究生院。1977年10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大在北京成立研究生院。严济慈担任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筹建小组主任，领导一班人开始筹划在北京玉泉路原科大旧址创建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1978年3月，中国科大研究生院正式成立，这是全国最早创办的研究生院。严济慈出任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的首任院长。

严济慈出任研究生院院长后，为被“文革”耽误的学子创造机会，开辟留学新通途；7月，他邀请中国科大前英语教师、60岁的李佩出任研究生院英语教研室主任；邀请外籍教师；1979年春，他邀请华裔美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先生，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讲学。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正式建交；10月，中科院外语教研社的美国外教Mary Van de Water对李佩说：学生们的专业都很强，英语水平也不错，为什么不让他们试试申请自费留学？如果能被美国大学录取为博士，很容易得到资助。在研究生院的支持下，李佩和Mary协同努力，一年之内，100多位研究生院的学生漂洋过海，赴美国留学。消息传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们纷纷产效仿，一条崭新的自费留学的道路被开辟出来。

1979年4月2-5月18日，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邀请，李政道教授系统讲授了“统计力学”、“粒子物理和场论”两门课，他发现部分学生素质很好、中国派遣留学有困难等情况，向严济慈建议：“为什么不派正式的研究生呢？这样做既可得以学位、又受到和美国学生同样的训练，至少在理学院，还可以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不用中国政府出钱。”

1979年，严济慈和李政道联合发起、领导创建为中美联合招考赴美物理学研究生项目，1980年5月，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关于推荐学生参加赴美研究生考试的通知》，标志着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实施十年间，为中国培训近千名物理学高级人才，成为我国在特殊历史时期培养人才的有效方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980年2月，年近80岁的严济慈出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二任校长。他在教学上有自己独到的体会和理解，同年，他在《人民教育》发表了一篇文章《读书·教学·写书·做研究工作》。文中用了生动、形象的比喻阐述了著书立说与教学的不同。[21]同年7月，他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科大副校长李昌，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了中国科学院第二次中国科大工作会议，确定高水平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培养目标。

80年代初，中国科大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实施专业结构调整和改造，使当时以理工为主的学科结构调整为理工结合、兼有文管的综合性学科结构，并通过不断完善，使学科专业一直保持在全国高校的先进水平。学校还及时提出对人才培养目标进行调整，进行“4-2-3（学士-硕士-博士）分流培养”的试点，通盘考虑高等教育的三个层次。1980年中国科大开始实行学分制，同时实行免修、选修、跳级等措施；试行导师制，允许对拔尖学生单独拟定培养计划；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尽早参加科研活动，设立学生科研专项费用，开放部分实验室供学生使用。1985年，中国科大开办不分系科专业的教学改革试点班，设立主辅修制、双学位制。

1981年11月，学校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其中博士点11个，硕士点24个。1986年，合肥校本部也设立研究生院。

1983年11月，严济慈上书邓小平，建议增列中国科大为“七五”期间国家重点大学，得到邓小平同意，为中国科大列身中国一流大学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1985年4月，84岁的严济慈不再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实际领导职务，转任大学的名誉校长。1988年5月，白发苍苍的严济慈，满怀感情，为大学创建三十周年题词：“创寰宇学府，育天下英才”。 这句话寄托了老校长的深情厚望，也体现了严济慈科教并重的教育理念。

1991年12月，90岁的严济慈从北京到合肥，冒雪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参加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验收大会。他说：“中国科大是我的掌上明珠。“

1992年，国家在八五计划纲要中提出要努力建设好一批重点大学，严济慈再度分别给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万里委员长写信，建议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列入国家八五期间重点支持高校。他的信得到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得到了国家在八五期间的重点支持。

晚年的严济慈在自述中说，“我要在党的领导下，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努力去做一个不自满自足地闭门幽居以科学术士自居的人，不让自己成为以老一辈的科学领导者自居的人，而是懂得老科学家与年轻科学人员联合的意义和巨大的力量的人，自愿和乐意给年轻人打开一切科学道路使他们登上科学高峰的人，承认科学的未来是属于科学青年的人”。

自1958年，严济慈受郭沫若院士的委托，作为中国科技大学筹备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创办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84年9月起任名誉校长至逝世，严济慈在中国科技大学担任副校长、校长达25年之久。可以说，中国科大发展史的每一页上，都倾注了严济慈的心血和汗水。正如先生所说：“中国科大是我的掌上明珠。“严济慈的科研观和教育理念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后继科学工作者和教育者的航行灯塔。2012年5月，一颗国际永久编号第10611号的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严济慈星”。

今天当我们置身科大校园时，不仅感受到浓浓的学术氛围，更加深刻感受到的是内在的自豪，是被作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科技学府放眼世界、着眼未来、高屋建瓴的眼界与胸怀所感染的豪迈。正是出自这样的格局与胸怀，一颗璀璨的科学明珠，闪耀在世界东方，引领着科技发展的方向。“创寰宇学府，育天下英才”，科大人定不负先生厚望，勇攀科学高峰！持续创造辉煌！（作者：倪向贵为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基层委副主委，傅筱雨为入社积极分子）